平涼劫盟是，吐蕃于德宗貞元三年（787）三月，因戰不利，吐蕃大論尚結贊為扭轉情勢，遂再遣使請和，設下連環計。
吐蕃于德宗貞元三年（787）五月辛未劫盟，李唐與盟文武官員六十余人遭擒，其余將士及夫役死者四、五百人，被俘者千余人。
就在平涼劫盟（787年5月）當年八月，吐蕃大論尚結贊遣五騎送還被俘之崔漢衡，并再度「上表求和「。
然而，德宗已下定決心，不再對吐蕃心存幻想，拒絕再與吐蕃有任何的外交接觸。
于是德宗君臣研商如何定位吐蕃？如何對付吐蕃無止境的侵擾？
股肱大臣李泌建議聯合回紇、大食、南詔、天竺諸國，以包圍環攻吐蕃，使之多面作戰，備多力分，削弱吐蕃國力。
但德宗礙于陜州之恥，除回紇外，余三國如李泌議。經李泌以若不從則退休為脅，終說服德宗接受回紇的和親，聯系四國對吐蕃展開對抗。自此，唐蕃關系進入新頁。
赤松德贊自公元761年決心奉佛后，經過30年的順境，將吐蕃王朝推上了高峰，不論對內對外均成就一番功業。然而所謂物極必反，凡事登上高峰后，必走下坡。至公元790年以后，吐蕃開始走向逆境，在各方面均出現了危機。
赤松德贊所全力推動的佛教信仰運動上，出現了佛教各派系之間的斗爭。
赤松德贊早期所引進的佛教，系以印度僧人寂護為代表，然而，吐蕃自敦煌引進代表漢地禪宗學說之摩訶衍入蕃弘法。漢地禪宗如此簡單、安逸的修行，相較于印度佛教般之繁瑣修行程序，與復雜難懂的學說，確受當時吐蕃上層社會的歡迎，一時風行，盛況空前。
以致後來居上，竟然搶奪了原先已立足于吐蕃的印度大乘佛教之風采，于是因競爭而導致腥風血雨的景況，最后不得不以辯論的方式解決，這就是吐蕃史上著名的漢梵佛僧之間的論爭，是為「頓漸之爭」。
雙方以書面互相詰難答辯，自公元792至794年止，勝負方出，代表漢地禪宗的摩訶衍遭放回敦煌，自此吐蕃奉行印度大乘佛教。
吐蕃于赤松德贊繼立為贊普以后，向外擴張極為順利，利用李唐內亂時機，東向連下李唐隴右地區，直抵隴坻；西向越過帕米爾高原，經略中亞，與大食競逐；北向占領李唐河西地區以后，續向新疆地區發展，圖謀于占領塔里木盆地以后，再控制準噶爾盆地，因而與回紇沖突；東南向原與南詔為兄弟之國，卻于公元780年因聯軍攻打成都失利，怪罪南詔，將南詔降為屬國，導致南詔疑懼，而影響兩國情誼，致由與國演變成相互猜忌的準敵國。
吐蕃于公元780年以后，由于常年向四方用兵，與當時亞洲四強：唐朝、回紇、大食、南詔敵對，而將自身形塑成亞洲各強的公敵。
唐蕃于公元 783年立下清水會盟，雙方國界已有清楚地訂定，以賀蘭山經甘肅之清水、平涼、同谷等縣一線，至四川之大金川為界。然而，吐蕃借口李唐未兌現助收長安之酬謝，連兵進陷李唐鹽、夏、銀、麟諸州，為何吐蕃能勢如破竹連陷上述諸州，再次對李唐造成嚴重威脅？
原因在于沿著賀蘭山、六盤山、隴山一線以東，地皆平川，無險可守，吐蕃可由唐蕃邊界任選唐軍守衛線的空隙滲入后，再擴大戰果，攻防主動權完全操之于吐蕃手中，李唐疲于奔命。
平涼劫盟后，德宗大夢初醒，開始重新建構對吐蕃的攻防體系。在李泌、陸贄等謀臣輔佐下，擬定了「北守南攻」的戰略。
所謂的「北守」，在于與原隴右道接界之京西地區，采取足食、筑城的守勢。
利用于蕃軍出入的要道上筑起城池，以防御吐蕃的入侵。
「北守」戰略執行，首先必須解決后勤給養的問題，于貞元三年（787）七月，德宗采李泌議，將左藏久藏之絹帛染為彩纈，購買吐蕃運糧于原、會后之閑置牛只六萬余頭，以及制作農具，購置麥種等，分賜沿邊軍鎮，廣募戍卒，以耕荒田？，得盡償戍卒，使其獲利，若有三年后不思歸建者，則以所開田賜之為永業，并由官府資助戍卒家人來邊定居。
此議之施行，使得京西一帶人丁與粟禾漸增，實力增強，亦免更代之煩。
第二，斷絕與吐蕃的外交關系，以示決心。
第三，貞元四年（788）正月任命劉昌為涇原節度使，李元諒為隴右節度使，劉、李二人皆率卒力田，在軍食充足后，涇、隴地區趨向于安定。
接著李唐于要地進行一連串的筑城行動，同年（788）二月劉昌筑連云堡，四月李元諒筑良原故城，目的在控御涇州以西的來犯，除此外，邠寧節度使韓游瓌戍寧州，聯同長武城、涇州，與新筑之連云堡、良原故城，由東向西形成一道防線。
貞元七年（791）劉昌再筑平涼故城，以扼彈箏峽口，又于東距平涼三十五里筑朝谷堡，平涼與朝谷堡筑城后，其角色等于前述寧州至良原故城防線的前哨，于是涇原稍安。
貞元九年（793）二月，李唐于五原筑鹽州城，并遣楊朝晟戍木波堡，于是靈、夏、河西獲安。
貞元十三年（797）正月，德宗命邠寧節度使楊朝晟筑方渠、合道、木波三城，并及馬嶺，目的在于扼制沿馬嶺水河谷而來的蕃軍。 于是李唐完成對吐蕃自原隴右道，以及自蕃領會州、原州東犯的防御體系，使得吐蕃無法再如先前一樣，進犯唐域如入無人之境，無能再來去自如。
所謂的「南攻」，是為唐廷命劍南節度使韋皋，自川邊采主動攻勢，利用川邊接近南詔與吐蕃中道大行政區，且南詔位于吐蕃中道大行政區之南，上述兩地又為外地進入吐蕃核心區的捷徑，劍南道則位于吐蕃中道大行政區與吐蕃南道節度使之東，若同時由南詔北向，李唐劍南道東向，攻擊吐蕃中道大行政區與吐蕃南道節度區，勢必造成吐蕃莫大威脅。
李唐試圖以此減輕吐蕃寇略李唐關內道與京畿道之壓力。
李唐劍南節度使韋皋為執行唐廷對抗吐蕃的戰略，就必須先將南詔自吐蕃陣營分離出來，方能達成目標。
韋皋首先于貞元四年（788）十月乘吐蕃寇西川，南詔亦出兵助吐蕃之際，韋皋故作書遺南詔王，卻使東蠻將該書轉致吐蕃，吐蕃始疑南詔，遣兵二萬屯云南往蜀之路，南詔怒，引兵歸國，于是南詔與吐蕃彼此相互猜阻，南詔益發有歸唐之心。
此后，韋皋比年致書招諭南詔王異牟尋，南詔雖有心，但均未回應韋皋。
直至貞元九年（793）五月，異牟尋遣使各攜生金、丹砂及帛書三路齊發成都，以金示堅，丹砂示赤心，表達棄蕃歸唐的決心。
貞元十年（794）正月，南詔悉斬吐蕃使者，去吐蕃所立之號，復南詔舊名，與唐使崔佐時盟于點蒼山神祠，正式轉入李唐陣營。
南詔由其清平官（類同宰相）勸說異牟尋歸唐，自貞元三年（787）正月唐、詔首次就此事有所接觸后，至貞元九年（793）五月南詔方下定決心投唐止，共有7年時間考慮。
南詔之所以考慮了7年，當為早已下決心，只是必須選擇最有利的時機，那就是吐蕃內部出矛盾，自顧不暇，監控南詔的力度減弱之時。
異牟尋棄蕃歸唐時機的選擇正提示了，吐蕃內部于公元793年左右，似應出現了亂子，致與南詔有可乘之機。
韋皋除于吐蕃南詔之間實施反間計以外，并極力勸諭南詔投唐，另一方面亦自力出擊吐蕃，包括于貞元五年（789）遣將出兵與東蠻、兩林蠻聯軍，大破吐蕃青海、臘城二節度于為州台登谷，殺其大兵馬使乞藏遮遮，數年盡復嶲州境；貞元八年（792）九月韋皋攻吐蕃維州，俘獲吐蕃大將論贊熱；貞元九年（793）五月，韋皋遣大將董勔等將兵出西山，破吐蕃眾，拔堡柵五十余。
韋皋對吐蕃的軍事行動，系針對吐蕃占領原李唐劍南西山道所成立的吐蕃南道節度使，由于韋皋攻勢急迫，迫使鄰近吐蕃南道的吐蕃青海道，都必須出兵援助。
從貞元十年（794）開始，南詔亦主動出兵襲擊吐蕃，例如該年（794）正月，吐蕃因與回紇大戰而向南詔征兵，異牟尋出五千人應征，卻自率數萬于其后，晝夜兼行，于神川（今云南境內之金沙江）擊破吐蕃，取鐵橋等16城，虜其五王，降其眾十余萬。
貞元十一年（795）十月，南詔攻取吐蕃昆明城（今云南鹽源）。貞元十五年（799）十二月，吐蕃五萬眾分擊南詔與嶲州，無功而還。
貞元十六年（800）吐蕃曩貢、臘城等九節度，因兵數不利，恐獲罪，遂率部落降唐。
于此可見，吐蕃面向南詔與李唐劍南道居于弱勢，但吐蕃仍于李唐北邊加強攻勢，于貞元十七年（801）七月戊寅寇鹽州，同月己丑陷麟州。
唐廷為紓北邊患，于貞元十七年七月命韋皋出兵深入吐蕃，韋皋遣兵二萬分出九道，攻吐蕃維、保、松州及棲雞、老翁城。
同年（801）九月，韋皋進圍維州，吐蕃屢遣救軍，轉戰千余里，吐蕃連敗，吐蕃調動原寇李唐靈、朔之眾十萬南下，由論莽熱以內大相兼東境五道節度兵馬使、都統群牧大使率領，試圖解維州之圍，結果吐蕃兵敗，論莽熱遭擒，但韋皋亦無能攻下維州。
韋皋成功地招順南詔，使南詔不再屬于吐蕃陣營，反過來北向襲擊吐蕃中道大行政區；韋皋則東向壓迫吐蕃南道；在二者聯手之下，使得吐蕃既得防備南詔自云南向北突入吐蕃，又必須防備韋皋于川邊西向突入，在唐、詔兩邊主動夾擊下，對于吐蕃而言形勢極為不利，造成吐蕃于東南一隅邊防的危機。
回紇位處中國北方的草原地區，其于唐玄宗天寶年間取代東突厥汗國，成為草原游牧地區的霸主。
依中國北方草原游牧地區汗國發展的規律，必須西向越過蒙古草原西緣阿爾泰山與天山之間的間道，進入同屬草原地帶的準噶爾盆地，再由準噶爾盆地南緣天山的間道，南向控制屬沙漠綠洲區的塔里木盆地，以獲取上述地區的農、牧、手工、商等資源。
北方游牧汗國得到新疆，則等同獲得滋養游牧汗國的綜合物資供應庫，而得以支持游牧汗國的永續發展。
當李唐因安史之亂，而不得不自中亞撤出之時，回紇為自身汗國著想，亦義無反顧，進入新疆參與競逐，而成為吐蕃強勁的對手。
回紇自登里可汗仗勢凌辱李唐皇儲雍王適（即位后是為德宗）以后，與李唐雖保持著外交關系上的互動，但實際上，由于李唐以絹帛購買回紇馬，但未償還回紇馬值事，雙方有所爭執并不很愉快，而且在唐的回紇使節多仗勢凌人，引起李唐吏民的反感。
至德宗即位后，一反其父祖之外交政策，轉與吐蕃親善而疏遠回紇，致唐回關系處于曖昧且尷尬的局面。
所謂有與國之名，而無實質上的親善來往，甚至雙方還處于準敵對的狀態。至回紇內部親唐派崛起，其主要人物為李泌在彭原時的舊識，為隨葉護軍援李唐時之胡祿都督及國相白婆帝。
胡祿都督是為頓莫賀，他們反對登里可汗入侵李唐，舉兵殺登里可汗，頓莫賀自立號為合骨咄祿毗伽可汗，并遣使入唐愿為藩臣。
此本為親唐之舉措，但李唐張光晟殺其叔父突董，合骨咄祿毗伽可汗竟不欲報仇，說明了頓莫賀欲與李唐改善關系的決心。
李泌則乘吐蕃平涼劫盟，德宗倉皇無所對策，且邊將告乏馬之際，力勸德宗捐棄個人恩怨，允許與回紇和親。
貞元四年（788）九月，回紇合骨咄碌毗伽可汗喜于獲唐允婚，遣其妹骨咄碌毗伽公主及大臣妻并國相、硤跌都督以下千余人來迎咸安公主，辭禮甚恭曰：昔為兄弟，今為子婿，半子也。若吐蕃為患，子當為父除之！
回紇于當年（788）十月，遣使入唐表請將回紇國號改為回鶻，以示有如盤旋于昊天之雄鷹般的威武。
接著，回鶻為保衛北庭，免于落入吐蕃手中，因為北庭位于今新疆吉木薩爾北庭鄉，適處于蒙古草原進入準噶爾盆地之必經要道上，若北庭由吐蕃掌控，則控制蒙古草原進入準噶爾盆地門戶的伊吾等地，亦可能不保。
因此于吐蕃在公元789年聯同葛邏祿、白服突厥攻打北庭時，回鶻大相頡于迦斯立即率兵救援，戰不利。
又于隔年（790）秋，頡于迦斯悉舉國兵數萬圖救北庭，再度兵敗，死者大半。
回鶻雖兩度兵敗于北庭，但亦使吐蕃受創，兵員遭受大量傷亡，不得不向南詔征兵，加諸吐蕃先前已對南詔「賦斂重數，又奪其險要立城堡，歲征兵助防」，南詔忍無可忍，終致棄蕃投唐，舉兵襲擊吐蕃，于是李泌的包圍環攻之計，在李唐聯合回鶻及南詔上，獲得成功，得到預期的效果。
李唐西向，回鶻西南向，南詔北向，三國于同一時期先后主動出擊吐蕃，形成三強三面夾擊的態勢。
回鶻雖于789年、790年兩度敗于吐蕃，但并未放棄經略新疆，在后繼的可汗持續力戰，例如懷信可汗（795-805）收復北庭；騰里可汗（805-808）大敗吐蕃于龜茲；保義可汗（808-821）大敗吐蕃于真珠河（位于中亞熱湖南方，為錫爾河上游）。
真珠河位處準噶爾盆地西進中亞的交通孔道上，亦即回鶻必須先穿越準噶爾盆地，方能于真珠河襲擊吐蕃，此意味著回鶻可能已完全掌控準噶爾盆地。
在歷任回鶻可汗力戰下，回蕃雙方于公元9世紀初葉僵持于西州（今吐魯番盆地），而且西州可能于回蕃間數度易手，戰況激烈。
吐蕃為護衛塔里木盆地，勢必布重兵于北庭、伊州一線，以防回鶻突入。另在吐蕃東北邊區方面，亦面臨回鶻不斷穿越居延沙漠，入攻吐蕃所盤據的河西走廊，如公元797年，回鶻大敗吐蕃所控有涼州的吐蕃之眾。
公元809年，吐蕃五萬騎至豐州西受降城北三百里的拂梯泉，顯見此應為吐蕃之回擊回鶻。
公元813年，回鶻發兵越過戈壁沙漠，自柳谷西擊吐蕃。
對于回蕃之間的激烈戰事，李唐禮部尚書李揆為說服憲宗與回鶻和親，于元和八年（813）嘗奏言：「北狄西戎，素相攻討，故邊無虞」，可見李唐對回蕃間相互的攻伐，相當清楚。
由此可確定在公元8世紀末葉至9世紀上半葉，回、蕃雙方在居延沙漠及河西走廊一線戰事頻仍。
回、蕃于新疆地區的鏖戰，確為李唐邊防減輕不少壓力。
大食其先本波斯邊鄙之民，后叛其國，侵鈔邊境，拂菻與波斯發兵捕之，為其所敗，遂割據兩國之間，勝兵至數十萬后，于高宗龍朔（661-663）初滅波斯，破拂菻，南侵婆羅門，并諸國，勝兵至四十萬，康、石等國皆往臣之，成為西亞強權，并積極向中亞發展。
至高仙芝于怛邏斯城為其所敗后，中亞諸國多受大食所支配，李唐已無力再于中亞角逐。
唯吐蕃正謀于此地區擴張，與大食發生直接沖突，而且吐蕃之兵力，已越過帕米爾高原，直抵烏滸水，對大食造成直接威脅。
德宗建中年（780-783）之后，大食由訶論繼立為哈里發（786-809，天方教之大主教），欲阻止吐蕃繼續擴張，與吐蕃在中亞展開了競逐。
《舊唐書·大食傳》云：
「牟棲卒，弟訶論立。貞元中，與吐蕃為勍敵。蕃軍太半西御大食，故鮮為邊患，其力不足也。」
《唐會要》載云：
「貞元二年（786），與吐蕃為勁敵，蕃兵大半西御大食，故鮮為邊患，其力不足也。」
德宗貞元年間，大食與吐蕃在中亞之競逐，牽制了大半的吐蕃軍隊，對吐蕃其他方面軍之軍力，造成影響，吐蕃因此而無力再寇唐邊。
正如上文所述，吐蕃于貞元年間，同時與李唐、南詔、回鶻、大食等四強作戰，使得吐蕃與李唐之間的局勢，大為轉變。
德宗貞元年間宰相韓滉曾云：
吐蕃盜有河湟，為日已久。大歷以前，中國多難，所以肆其侵軼。臣聞其近歲以來，兵眾寢弱，西迫大食之強，北病回紇之眾，東有南詔之防，計其分鎮之外，戰兵在河隴五、六萬而已。
由韓滉之言，證實公元8世紀末葉至9世紀上半葉時期，吐蕃對外用兵捉襟見肘之窘況，也具體說明了赤松德贊晚年，吐蕃內外正陷于前所未見的危機當中。
（正文完）
嚴禁無授權轉載，違者將面臨法律追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