朔方軍是唐朝政府為對付突厥人的反叛而設立的，它必然與突厥的動向有密切關系。
對唐而言，突厥勢力一天不除，朔方軍就有存在一天的必要；而隨著突厥軍隊南下劫掠唐朝州縣活動的頻繁，朔方軍的防務能力也必須進一步加強。朔方軍的發展動向，受北部形勢、特別是突厥與唐雙方關系的變化制約。
朔方軍作為行軍而出現，作為常駐軍（或稱鎮軍）而發展，其方向是節度使的常規軍。
這個轉化正是伴隨著唐朝前期軍事制度由平時體制與戰時體制的分離、常備軍與野戰軍的分離向二者合一的轉變趨勢。
這個轉化的結果就是節度使體制的確立。
《唐會要》卷七八《節度使》記云：
「朔方節度使，開元元年（713）十月六日敕：‘朔方行軍大總管，宜準諸道例，改為朔方節度使，其經略、定遠、豐安軍，西、中受降城，單于，豐、勝、靈、夏、鹽、銀、匡、長、安樂等州，并受節度。’」
朔方節度使之在這個具體的時間設立，我們認為應當與六胡州胡人反叛有直接關系。
開元九年（721）四月，六胡州地區掀起了以康待賓為首的大規模反唐叛亂。
《舊唐書》卷八《玄宗紀上》云：
夏四月庚寅，蘭池州叛胡顯首偽稱葉護康待賓、安慕容，為多覽殺大將軍何黑奴，偽將軍石神奴、康鐵頭等，據長泉縣，攻陷六胡州。兵部尚書王唆發隴右諸軍及河東九姓掩討之。
文中的康、安、何、石等反叛將領，今人普遍認為他們屬于昭武九姓粟特人。
這里的蘭池就是蘭池都督府。
開元（713~741）初，皇家廄中馬少，太常少卿姜晦上奏請求以空名告身到六胡州買馬，「率三十匹酬一游擊將軍，時廄馬尚少，深以為然，遂命赍告身三百道往市馬」。
六胡州是唐朝放養馬匹的地區之一。
當九年四月康待賓掀起反叛之后，唐朝十分吃驚，立即調遣朔方大總管王晙、隴右節度使郭知運等率軍平叛，發出懸賞，「若生擒及斬獲康待賓等一人，白身授五品，先是五品以上授三品」。同年七月，王晙擊潰叛軍，生擒康待賓。
據《通鑒》記載：
先是，叛胡潛與黨項通謀，攻銀城、連谷，據其倉庾，張說將步騎萬人出合河關掩擊，大破之。追至駱駝堰，黨項乃更與胡戰，胡眾潰，西走入鐵建山。說安集黨項，使復其居業。討擊使阿史那獻以黨項翻覆，請并誅之，說曰：「王者之師，當伐叛柔服，豈可殺已降邪！」因奏置麟州（治今陜西神木北），以鎮撫黨項余眾。
應當說唐朝出軍還是很順利的。因為康待賓叛軍部眾多達7萬，唐軍用了3個月的時間將其平定。
說明叛軍人數雖多，但似乎多數未經過職業軍事訓練。另一方面，唐軍成功地瓦解了與康待賓聯合的黨項勢力，集中優勢攻擊叛軍核心。而這正是玄宗戰略的意向，張說也很成功地執行了唐廷的這個政策。
張說所說的「王者之師，當伐叛柔服，豈可殺已降」表現的就是這種戰略。
綜上所述，我們看到，從四月康待賓之反，到七月唐朝將其鎮壓，再到十月六日玄宗下敕設立朔方節度使，這三者之間存在著明確的因果關系。
是康待賓的大規模反叛促使唐廷加強朔方軍的規模。 突厥大規模的反唐活動打破了都護府的監控機制，迫使唐廷采取朔方道行軍的方式北上應付；現在，六胡州的反抗叛亂又迫使唐朝再次確立了朔方節度使的正式體制，進一步加強了北部的防御能力。
康待賓的反叛被唐朝平定下去了，但六胡州胡人的反抗活動并沒有停止。
繼康待賓之后又有以康愿子為首的蘭池胡對抗。
按漢文文獻記載，王晙在征討康待賓時曾向朝廷提出動用朔方本軍足以對付，不再需要隴右軍力。
但尚未報送長安，郭知運軍已開赴前線，由此雙方產生矛盾。
王晙招降的叛軍，郭知運又縱兵擊討，結果胡人再叛。
康愿子的反叛也很快被就任朔方節度使的張說所征服。
據《舊唐書》卷九七《張說傳》記載，康愿子被送往長安，其部眾3000余人被俘。唐朝將河西六州殘胡五萬余口遷往中原地區的許（治長社，今河南許昌）、汝（治梁縣，今河南臨汝）、豫（治汝陽，今河南汝南）等州。
與此同時，唐廷又對六胡州的行政區劃作了調整。
康待賓起事時這里是蘭池都督府，故康等人均有「蘭池胡」之稱。開元十年（722）解散蘭池府，復置魯、麗、契、塞四州。而朔方節度使則實際控制四州。
（1）領關內支度營田使
開元十四年（726），朔方節度領關內支度營田使。
《唐會要》卷七八《節度使》云：「至十四年七月，除王晙帶關內支度屯田等使。」
度支是掌管財政分配支出的中央機構，而支度使則服務于邊軍，其職責是供給軍資，每年向中央的度支司申報。
而《新唐書·方鎮表一》所記，朔方使兼理支度使早在開元中期即已開始。這種由國家供應糧草的節度軍隊，之所以能兼理該道的財政一職，根本原因是朔方使兼理的營田使一項。
唐朝加強各節度御邊的功能，除基本物資由中央供給外，在緣邊地區鼓勵開發田土，墾殖耕作，所謂「師在邊，必待營田」。
根據《唐六典》卷七《尚書工部》記載，全國軍州屯管總數為992屯，關內道占有250余屯。
天寶八載（749）全國屯田收谷191萬石，關內道收成達56.3萬石，居各道之冠。
說明朔方節度使轄區不僅存在大量的屯田，而且糧谷收獲也比較多。這些恐怕主要供給本軍食用，自然需要財務部門專職署理。
開元十四年朔方使兼掌支度營田使，意味著關內道屯田的經營納入了節度使權力之內，其他節度使也同樣有此反映。
（2）兼關內鹽池使
開元十五年（727），朔方節度兼關內鹽池使。
按《新唐書》卷五四《食貨志四》云：「唐有鹽池十八，井六百四十，皆隸度支。」
朔方轄內的靈、鹽及後來歸隸朔方的會州（治會寧，今甘肅靖遠）和安北都護府等有鹽池十三座。
鹽作為政府的稅收在前期尚未真正地納入唐朝的計劃之內，直到玄宗開元（713~741）初，朝臣們認識到「鹽鐵之利，甚益國用」，才正式檢查全國各地的鹽鐵之課。
朔方節度使兼理關內鹽池使就是唐政府重視鹽務的表現。不過該道的鹽務收獲，可能也主要供贍軍隊之用。
（3）兼檢校渾部落使
開元十六年（728），廢達渾都督府，朔方節度兼檢校渾部落使。達渾都督府是為了安置薛延陀降戶而于太宗貞觀二十一年（647）前后設置的，後來南遷僑治在夏州寧朔縣（今陜西靖邊東）境內。
至開元十六年罷廢，接著《新表》就說朔方使兼理渾部落使。這里的渾部也只能是指薛延陀系統的部族，即鐵勒渾部。
（4）領押諸蕃部落使及閑廄、宮苑、監牧使
開元二十年（732），朔方節度增領押諸蕃部落使及閑廄、宮苑、監牧使。
管理諸蕃事務，早在開元四年（716），唐政府就下令以郯王嗣直為安北大都護兼安撫河東關內隴右諸蕃部落大使，陜王嗣升任安西大都護充河西四鎮諸蕃部落大使；張知運、郭虔瓘分別作為二王的副手實際管理事務。
到開元九年，唐玄宗又下詔，稱「諸道軍城，例管夷落」，這就將蕃族部落的管理權轉移到各地駐守的將帥手里。
這不但與早先的羈縻府州制度不同，而且與都護府的職能也有差別。
朔方使增領押諸蕃部落使，反映出在該使轄區內蕃部的控制權直接歸由它掌握。
我們知道，唐代前期的蕃兵大致上可分為部落集團和分散個體的兩種方式受征于唐。
這些部落集團附唐后多被列為羈縻州府，其酋長平時為都督、刺史，戰時則為軍將。現在朔方使直接任押諸蕃部落使，表明唐廷進一步加強了對關內道各部族的控制。
這里的諸蕃顯然包括了鐵勒、突厥、回紇、吐谷渾和黨項等部族勢力。
關于閑廄、宮苑、監牧諸使，《通典》卷二五《職官七·太仆卿》稱典廄令「掌乘輿及宮中之馬」、「飼馬牛及雜畜事」；同書卷二六《職官八·司農卿》苑總監條亦云「掌苑內宮館園池之事」。
朔方使既兼理閑廄、宮苑諸使，意味著將上述職責納入自己的范圍之內。以閑廄使為例，原由玄宗寵臣王毛仲兼理，王因管理得法、馬業興旺而受到稱譽，但不久后他與高力士、楊思勖爭權而失寵，該職便轉入朔方使之手。
監牧使負責馬政，朔方之地為唐朝養馬繁殖場地之一，其中的西受降城是唐與突厥等進行絹馬交易的重要市場。朔方使兼理本道監牧使，就掌管了轄區內的牧馬權。
（5）兼關內道采訪處置使
開元二十二年（734），朔方節度兼關內道采訪處置使，增涇（治安定，今甘肅涇川北）、原（治平高，今寧夏固原）、寧（治定安，今甘肅寧縣）、慶（治安化，今甘肅慶陽）、隴（治汧源，今陜西隴縣）、鄜（治洛交，今陜西富縣）、坊（治中部，今陜西黃陵）、丹（治義川，今陜西宜川）、延（治膚施，今陜西延安）、會（治會寧，今甘肅靖遠）、宥（治延恩，今內蒙古鄂托克南）、麟（治今陜西神木北）十二州，以匡、長二州隸慶州，安樂州（約在今寧夏甜水河上游地區）隸原州。
據此記載，朔方節度使管轄區域不僅包括河套南北區域，而且將長安近畿以外的西北地區也納入管轄之下。
這樣，唐人概念中的關內道就由朔方使控制了。
正因為如此，出現了朔方使兼關內道采訪處置使的記載。
這種使職類似于西漢的刺史，「以六條檢察非法」，「惟變革舊章，乃須報可。自余聽便宜從事，先行后聞」。
據《舊唐書》卷三八《地理志一》記載，關內道采訪使由京官遙領，但據考此職并非完全如此。現在這個職務轉落于朔方節度使頭上。
考諸文獻，此時充任朔方節度使者為太宗之孫信安王李袆。據《舊唐書》卷七六《太宗諸子傳》，開元十九年（731），契丹內亂，衙官可突干殺其王邵固，率部降突厥。 玄宗派忠王為河北道行軍元帥攻討，未行。李袆受任，出兵破之，《通鑒》稱：「以朔方節度使信安王袆兼關內道采訪處置使，增領涇、原等十二州。」
（6）兼六城水運使
開元二十九年（741），朔方節度兼六城水運使。
天寶元年（742），朔方節度增領邠州（治新平，今陜西彬縣）。天寶八載（749），朔方節度兼隴右兵馬使。
六城，在文獻里記載歧異，有三受降城與豐安、定遠、振武之說。
據研究，玄宗開元（713~741）至代宗永泰（765~766）年間，朔方使兼管的是六城水運使，因此六城是指三受降城、經略、定遠、豐安等六城。
水運使是負責六城水道運輸及河水事宜的職務。到天寶八載，朔方節度使又兼理了隴右兵馬使，其職權范圍超出了本道。
另外，上引《新唐書·方鎮表一》缺少經略軍的記載。據《元和志》，朔方節度「統經略軍，靈武郡城內」，該軍轄兵20700人、馬3000匹，占朔方節度使軍力的1/3、馬匹的20%強，可知經略軍是朔方節度使內的最大軍事單位。
但是《元和志》靈州溫池縣條內又有如下的記載：
「經略軍，在夏州西北三百里。天寶（742~756）中王忠嗣奏于榆多勒城置軍，今屬靈武節度。」
根據岑仲勉先生的研究，似乎可以認為經略軍最初是在靈武城，為朔方節度使駐地本部置軍；到王忠嗣主掌該使之時，又遷其軍于榆多勒城。
王忠嗣還在東受降城設置了振武軍（據考在天寶三載，744），此后的天寶八載（749），張齊丘又設置了橫塞軍，安思順又廢掉該軍，另置大安軍，后改為天德軍。
以上，我們自開元九年（721）朔方設置節度使一直到天寶中期，從中可以看出，朔方軍的強化表現在控制范圍和軍制建置兩個方面。
就治轄范圍而論，朔方節度使由以靈州為核心的河套南北地區逐步擴大到京畿北部和西北部的廣闊區域，即當時的關內道地理范圍。
比較清楚地推定朔方軍控制的范圍：
北部以三受降城為中心，實際控制延伸到牛頭朝那山（今內蒙古固陽至武川之間）及迤北區域；南部緊鄰京畿道；東部位于勝州（治榆林，今內蒙古托克托西南）至丹州（治義川，今陜西宜川）一線；西部抵達靈州。
這個范圍與唐太宗時期關內道的羈廉府州相比，只覆蓋了后者的靈、夏、慶、延四都督府的全部和單于都護府的部分地區，安北都護府則不在此限，這與《新唐書·地理志》關內道羈縻州的概念差別很大。
就其建置而言，朔方節度使不僅作為軍事單位執掌統兵御邊的軍事權職（這與其他節度使沒有區別），而且它開始超越純粹的軍事職限，兼理關內道屯田、鹽池、水運等財政經濟大權；該地區的諸蕃族部落的制控權也歸隸其門下；甚至皇家馬匹、宮苑的事務大權也由它經掌。
可以說朔方節度使的權力限度是前所未有、其他同類節度使無法比擬的。
其權限之寬且完整，除了它具備一般節度使發展強化的條件外，朔方使所處的地理位置實為一重要因素。
此地「密爾關輔，是稱河塞」，有長安的北大門之稱。
特別是唐廷面臨著突厥勢力的南擾，后者是當時一股雄強的力量，與突厥并存的尚有眾多勢力和部族存在，這都要求唐朝加強該軍的建設。
而朔方使兼理皇家閑廄、宮苑等這些原本由京官統掌的事務，我們看到，其時的朔方使正是由宗室皇子信安王李袆充任，內廷職務的授與，應當與他本人有直接關系。
另外，朔方節度使領屬單于、安北大都護府，標志著唐朝前期羈縻府州撫慰、外加都護府監控蕃族功能和體制的結束，都護府這一制度被納入了節度使體制之內。
其原來的職能也都作為節度使的一部分而顯現。
單于、安北原來廣為監控的權職縮小到一個城或州的范圍，這種轉變正是那個時代政治軍事形勢變化的結果，更為直接的是唐朝北部防務與突厥勢力復興的力量對比而引起的。
正因為有這樣的轉變，作為節度使之一的朔方軍才能得以強化，才能夠取代兩大都護府而擔負起御邊防范的重任。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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