朔方軍是唐朝的一支節度使軍隊。
它自武則天（690~705年在位）時期出現以后，一直活躍在唐都長安（今陜西西安）的西北部地區，終唐之末。
《資治通鑒》卷二〇五則天后延載元年（694）記云：
三月甲申，…更以僧懷義為朔方道行軍大總管，以李昭德為長史，蘇味道為司馬，帥契苾明、曹仁師、沙吒忠義等十八將軍以討默啜，未行，虜退而止。
這是現存文獻中所見「朔方道行軍大總管」最早的記載。
默啜為可汗之始，即侵犯唐疆，此后十五年（至景龍二年）是東突厥最強大也是對唐侵掠最嚴重的時期。在這樣嚴峻的形勢下，邊防常駐軍（定期番代）的朔方大總管體制（朔方節度前身）出現了。
這就是說，延載元年（694）朔方道行軍大總管的出現，是朔方軍確立的開始。
上面引文記載武則天的「男寵」薛懷義充任朔方道行軍大總管，率領十八將軍征討默啜。雖然沒有正式成行，但是朔方道行軍大總管之設，正是唐朝為了抗御突厥而采取的措施。
貞觀四年（631）三月，唐軍擒獲東突厥頡利可汗，將其送往京師長安。
征服東突厥后，將頡利可汗和突利部眾廣置于幽、靈之間即歷史上長城沿線區域，設立以原有部落酋長、首領為都督、刺史的羈縻府州體制。
貞觀二十一年（647）至高宗永徽元年（650）之間，唐廷在大漠南北又分別設立現在稱之為單于、安北兩大都護府。
羈縻府州重在安撫，都護府則安撫、征討并重。
前者以原有酋領為主，結合唐、蕃制度，形成胡漢雜糅的雙軌體制；后者則為唐朝直轄的軍政機構，任官均出自唐廷，主要目的是通過軍事手段控制邊疆。
值得指出的是，上述兩大都護府的設置是唐朝為控制邊地采取措施中的一個組成部分。
就在這二府前后，濛池、崑陵、安東等都護府也都相繼設立，反映出唐朝控制邊疆地域自羈縻府州向都護府體制的轉化。這個轉化是在太宗末年和高宗即位初年之間完成的。
但是，北部邊地在平靜了若干年之后，突然爆發了一連串震驚朝野的事變：
高宗調露元年（679）十月，單于大都護府轄內突厥阿史德溫傅和奉職二部宣布反叛，冊立阿史那泥熟匐為可汗，單于府下二十四州尊長與其同叛。永隆元年（680），突厥又迎頡利從兄之子阿史那伏念于夏州，將渡河立為可汗，諸部落復響應跟從。永淳元年（682），突厥余黨阿史那骨篤祿、阿史德元珍又招集亡散叛亂。
面對這些突變，唐廷迅速作出了反應。阿史德溫傅和奉職最先扯起叛旗，他們原本隸屬于單于都護府，而都護府確有征討叛離勢力的責職。但是這次用兵討叛的主力卻是定襄道行軍大總管裴行儉部。
事實上，唐廷于此前曾調派單于都護府長史蕭嗣業率軍鎮壓，但蕭軍反被所敗。史籍記載其失敗原因是蕭嗣業取勝后不設防備，被突厥偷襲。
但蕭軍兵額不多更應該是其致敗的主因。
文獻中有關其手下兵員數目雖不見具體記載，但《舊唐書·地理志一》所記：
玄宗天寶（742~756）初年安北府治兵僅6000人，馬2000匹；單于府內的振武軍有9000人，馬1600匹。
這與裴行儉定襄道大總管直屬的18萬軍隊不可同日而語，更不能與其節度的30萬大軍可比了。
由此可知，單于、安北都護府這樣的軍政機構，可以應付處理所轄區域內一般的事務，但是像阿史德溫傅、奉職以及二十四州這樣大規模的反叛行為，單靠都護府自身的軍力，就很難解決問題了。
在那種情勢下，唐廷若想開拓西域有所作為，除強化安西都護府及當地其它軍力外別無良法。而關內道北部頡利降服后顯現的平穩局勢使得唐廷意識到僅設羈縻府州就可以解決問題；只是薛延陀、車鼻抗衡示威才提醒唐廷設立了都護府的監控體制。
這種監控體制被調露元年（679）突厥降戶的大規模叛亂打破了。于是唐廷便只有依仗其慣常的行軍進行鎮壓。裴行儉充任的定襄道行軍大總管就是這種行軍出征的一次典型。
唐朝之采用行軍對付叛亂，乃是這種軍制靈活，根據戰爭形勢迅速調集軍隊，并集中優勢兵力，形成強大的突擊力量，進而消滅敵人，達到出兵目的。
據孫繼民先生研究，唐朝前期的軍事制度是以平時體制與戰時體制相分離為特征的。像府兵、禁軍、鎮戍這些軍事組織主要是在平時發揮作用，遇有戰爭并不直接投入征戰，而是以提供兵員的形式編入行軍，行軍則是戰時的軍隊組織。
唐朝建國以后歷次開邊拓展或征伐討叛，無不是利用行軍的方式進行活動。
貞觀四年（630）征服東突厥的唐軍，正是以李靖充任定襄道行軍大總管為最高統帥的行軍完成的。
現在單于都護府應付不了數十萬突厥人的叛亂，唐廷自然就改派裴行儉充任定襄道行軍大總管前往鎮壓，二者如出一轍。
不同的則是裴行儉率軍人數多于李靖的三倍，為唐朝行軍派兵最多的一次。
果然，裴軍迅速地向北推進。次年三月，唐軍擒獲奉職，突厥泥熟匐可汗被其手下斬殺而降唐。唐軍回撤。然而突厥阿史那伏念又自稱可汗，與溫博合勢掀起新一輪的反叛。裴行儉再次受任定襄道大總管率軍征討。裴施行反間計，令伏念與溫博二者互相猜忌。
開耀元年（681），唐軍擒獲反叛的兩個首領，隨即將阿史那伏念和阿史德溫博斬首示眾。
裴行儉本來應允阿史那伏念免除一死，但是中書令裴炎因朝廷內部的矛盾忌妒裴行儉之功，上奏武則天，導致伏念被殺。
這件事情對突厥人震動很大。永淳元年（682），伏念的余黨阿史那骨篤祿和阿史德元珍又招集亡散，掀起了更大規模的反叛活動。骨篤祿的反叛較之此前突厥貴族更有計劃性，他建立了政權，正式宣告突厥汗國的確立。
骨篤祿掀起的叛唐活動，得到了突厥部眾的廣泛支持。
如同前面兩次大規模活動一樣，突厥降戶的復國愿望并未因頡利政權消亡而泯滅，相反，他們利用唐朝內部高宗、武則天政權更換之機，借助吐蕃攻唐而使唐軍向外擴展的進攻態勢受到阻遏的力量，迅速聚集力量恢復舊有勢力。
因此，他們在唐朝大軍的屢次攻擊下頑強應戰，前人被殺，后者繼起。骨篤祿起兵后，致力于恢復突厥舊業，他起兵及此后的活動完全以此為中心。
當他鞏固了突厥政權和自己的地位后，他就著手統一東、西突厥的計劃。
其整體計劃如薛宗正先生所說，南面騷擾劫掠唐州縣；北面分化離間鐵勒諸部；重在向西拓展，侵吞唐朝治下的西突厥部落。
唐朝對突厥復興的心理準備顯得十分不足。
阿史那伏念的被殺損壞了唐朝政府在突厥部眾中的形象，而這完全是朝廷內部派系斗爭的結果。
至少在這前后，唐廷因高宗去世、武則天上台而深深地陷入內爭之中。此時裴行儉已經去世，唐廷應付骨篤祿的主要將領是程務挺，程的職務是單于道安撫大使。
派程出任安撫使，重在政治上撫慰，而不是行軍總管那樣純粹武力征服了。但是突厥向唐的進攻仍舊持續不停。終骨篤祿一生，其追求的復國目的終于達到。
值得注意的是，骨篤祿向唐進攻的重點之一是單于都護府。這是唐朝控制漠南突厥降戶的象征。
骨篤祿起兵不久，就直攻單于府。永淳二年（683），突厥圍攻單于府城，都護府司馬張行師被俘殺（154），單于都護府的功能至此喪失。
此后，突厥人又將矛頭轉向漠北地區的安北都護府。該都護府是唐為羈控鐵勒、回紇諸部所立。突厥強盛恢復舊日帝國，必不允許安北都護府存留北地。唐朝的安北府最終沒能在漠北保住。
這樣，唐朝用以監控突厥降人的北陲二都護府便宣告結束了。
繼骨篤祿汗位者，是他的弟弟默啜。默啜繼承了其兄的復國擴張政策，向唐朝州縣發動了頻繁的進攻。
默啜向南面的進攻，一方面向唐展示突厥復國的威力，另一方面則是其擴展所需的經濟補充。
按《新唐書》、《通鑒》系統記載，默啜于延載元年初（即長壽三年，是年五月改元）進攻靈州，二月庚午，武則天即遣派薛懷義為代北道行軍大總管前去征討。旋后于三月懷義再次受命北伐，這一次他的職務改為朔方道行軍大總管。
突厥人發動的持續反叛活動，與唐朝的政治形勢，特別是其對外軍事形勢的變化有著直接的關系。
導致唐朝對外關系發生變化的一個重要因素是吐蕃。
吐蕃在唐太宗時期獲得統一，在非常短的時間內迅速發展成為一支強大的勢力，并向外進行擴張。
吐蕃的擴張與唐朝的向外開拓無疑是針鋒相對。雙方的緊張關系在唐高宗當政時，明顯地表現出來。吐蕃在其西北與唐展開了以爭奪安西四鎮為中心的軍事沖突；與此相應，又在其東北與唐展開了爭奪吐谷渾，進而又爭奪青海的爭衡。
夾在唐、蕃之間的吐谷渾之地具有十分重要的戰略地位。
此后，吐蕃連續向唐朝州縣展開進攻。高宗儀鳳三年（678）九月，唐、蕃雙方又一次發生大規模的軍事沖突，其規模較大非川戰役更大。
這些事變的發生，在唐、蕃雙方軍事力量的對比上顯示出極大的變化。
唐長孺先生指出，高宗儀鳳（676~679）以前，唐朝國力強盛，而周邊諸族勢力相對衰弱，唐朝處于明顯的優勢地位，因此采取的是攻勢戰略。
在這之后，隨著吐蕃等勢力的崛起，雙方的力量對比開始發生變化，唐軍的攻勢戰略轉為防御戰略。
突厥降戶的叛亂，是借助吐蕃勢力崛起并威脅唐朝的形勢出現的。他們的叛離活動也助長了周邊勢力向唐反撲的能力。
由于突厥人的叛離規模超出唐廷的意料，原來在大漠南北設置的單于、安北兩大都護府非但不能發揮征伐鎮壓的作用，反而被突厥攻陷。
于是唐政府設立朔方道行軍前往鎮壓，武則天以其親信薛懷義為行軍大總管，率領18萬大軍征討默啜。
可以看出，武則天對這次出兵是非常關注的。 這個時期，武則天早已經鞏固了她的權力，西域方面，唐軍也收復了安西四鎮，東北地區的形勢也無大的變亂，所以她迅速調集大軍北上對付默啜。
但是這次大規模的出兵實際上并沒有進行，因為默啜已經退兵了。
然而，接下來的若干年間，默啜親自率領或由其他將領統帥的突厥軍隊連續向唐發動進攻。芮傳明先生認為默啜在位時期突厥對唐的進攻規模要比骨篤祿大得多，他依據《通鑒》列舉了武則天延載元年（694）、天冊萬歲元年（695）、萬歲通天元年（696）、神功元年（697）和圣歷元年（698）之間雙方的爭戰。
征引《通鑒》原文說：
「突厥默啜自則天世為中國患，朝廷旰食，傾天下之力不能克。」
在雙方的爭戰中，唐以朔方道行軍大總管的形式北征，除延載元年薛懷義外，還有天冊萬歲元年正月，王孝杰代替薛懷義為朔方道行軍總管擊突厥；久視二年（701）五月，魏元忠為靈武道行軍大總管，以備突厥；長安四年（704）七月，宗楚客充靈武道行軍大總管；同年九月，姚元之（崇）充任靈武道行軍大總管，旋改靈武道安撫大使等。
靈武道與朔方道所指同為一地，但名稱不一。
而在這前后唐朝又多次任命其他行軍大總管職務，反映出突厥南下攻掠的州縣不同，唐朝自然以不同的行軍方式抗衡。
這一點與前此其他行軍方式沒有區別。
但是，上文記載中有一種傾向卻值得我們注意：
延載元年三月薛懷義出任朔方道行軍大總管征討默啜因后者退兵而未成行，而同年八月王孝杰出任瀚海道行軍總管，《通鑒》說他「仍受朔方道行軍大總管薛懷義節度」。
這似乎說明薛懷義充任的朔方道行軍并沒有因為突厥退兵而象以往那樣遣散。
而圣初（695）王孝杰又代替薛懷義出掌該道行軍大總管，薛因失寵而失掉此職。
再看姚崇，他于長安四年（704）九月充任靈武道行軍大總管開赴前線后，直到中宗神龍元年（705）初返京，這四個月期間他一直在靈州（治回樂，今寧夏靈武西南）。倘若不是張柬之、桓彥范等發動逼迫武則天下台的政變，姚崇將繼續留在此地。
有意思的是，姚崇從靈武返回長安，《舊唐書·姚崇傳》作「自軍還都」，而《新唐書·姚崇傳》則作「自屯所還」。
可見，朔方道行軍在薛懷義任職的時候至少不是任務完成之后即行解散了，很可能像張國剛先生稱之的那樣，戰事結束后不立即遣散，而是由行軍轉為留鎮了。
如果說薛懷義、王孝杰時代還不明顯，那麼姚崇時期的靈武道行軍就完全如此了，這正是《新傳》「屯所」的含義。
根據史籍記載，姚崇自靈武返京后，朔方主帥缺員；同年六月，左驍衛大將軍裴思說受命靈武軍大總管「以備突厥。
神龍二年（706）年底，突厥默啜又進攻靈州鳴沙縣（今寧夏吳忠南），「靈武軍大總管沙吒忠義逆擊之，官軍敗績，死者三萬」。
唐軍的慘敗導致沙吒忠義的被免職。
《舊唐書》卷九三《張仁愿傳》云：
「突厥入寇，朔方軍總管沙吒忠義為賊所敗，詔仁愿攝御史大夫，代忠義統眾。」
可知張仁愿，接替沙吒忠義出掌朔方軍。
如此看來，裴思說、沙吒忠義到張仁愿這三者之充任靈州和朔方軍大總管是個連續行為，易言之，這時候的朔方軍一直屯駐在靈州為中心的地區抗御突厥。
從薛懷義首次出任朔方道行軍大總管到張仁愿就任大總管一職，朔方軍基本上保持了軍額，這就是說這支軍隊已經從前期行軍的性質開始向常駐軍或鎮軍轉化。
這個轉化階段分成三個步驟。
第一步是薛懷義首次充任朔方道行軍大總管，標志著朔方軍的正式出現。第二步是魏元忠至沙吒忠義，這期間一般稱之為靈武道或靈武軍，前后接任呈現連續性，表明該軍向常駐軍或鎮軍體制轉化；這里的「行軍大總管」一詞到後來則去掉了「行軍」二字，直接冠以「大總管」，也反映出軍制的這種變化。第三步是張仁愿充任該職后，則標志著朔方軍的正規化，原來的「朔方」、「靈武」混用，到他的任內則統一到「朔方」稱號上了。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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